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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欧洲杯冠军投注每当我们回过头来评价一个公司兴衰时,我们并不难找到原因。但是,作为当时的决策当事人,在当时的环境中很难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即使看清了方向,也常常很难执行自己的意图。为什么一个公司转型就那么难呢?如果说基因决定性多少有些宿命论,那么人为的因素也加速了摩托罗拉的衰落。我们在介绍英特尔一章中介绍过,在科技工业发展最快的八九十年代,摩托罗拉的第三代家族领导人卡尔文三世没有能力在这个大时代中纵横捭阖,开拓疆土。摩托罗拉本来在手机、计算机处理器和数字处理器(DSP)三个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前景不可限量。但是卡尔文实在没有能力将三个庞大的部门十几万人管理好,虽然他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但是他平平庸庸。也许,在五十年前,一个只需要守成的年代他可以坐稳他的位置,但是在上个世纪末那个一个英雄辈出、拒绝平庸的年代,盖茨、乔布斯、郭士纳、格罗夫、钱伯斯和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等人都在同场角逐,任何公司都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除了卡尔文,摩托罗拉的整个管理层也有责任,他们低估了摩尔定理的作用。虽然数字手机在一开始还比不上模拟手机,但这并不能说它要很长时间才能威胁模拟手机的地位。事实上,由于半导体技术按指数的速度发展,手机数字化比摩托罗拉高管们想象的时间表来得早得多,使得摩托罗拉几十年来积累的模拟技术变得无关紧要,市场的优势顿失。最早的苹果机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事,只能让学计算机的孩子练习一下简单的编程和玩一点简单的诸如警察抓小偷的游戏。苹果机的操作也很不方便,一般老百姓是不会喜欢用它的。因此,它象征性的意义远比它实际意义要大得多,那就是计算机可以进入家庭。以前,DEC的总裁认为,计算机进入家庭是最不切实际的假想。现在,乔布斯和他的同事做到了这一点。DEC为他们的傲慢与偏见付出了代价。个人电脑的出现,强有力地冲击了DEC的小型机市场,1988年,长期亏损的DEC终于支撑不下去了,被个人电脑公司康柏(Compaq)收购。乔布斯很清楚,像早期苹果机这样的玩具是无法让广大消费者长期喜欢的。事实上,当IBM推出了一款真正能用的PC后,一下就抢掉了苹果四分之三的市场。因此,乔布斯开始致力于研制一种真正能用的个人计算机。1984年,第二代苹果机麦金托什(Macintosh)诞生了。

从财务和税务上讲,风险投资和传统的私募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类似,但是它们的投资对象和方式完全不同。私募的投资对象大多数是拥有大量不动产和很强的现金流(CashFlow)的传统上市企业,这些企业所在的市场被看好,但是这些企业因为管理问题,不能盈利。私募基金收购这些企业,首先让它下市,然后采用换管理层、大量裁员、出售不动产等方式,几年内将它扭亏为盈。这时或者让它再上市,比如高盛收购汉堡王(BurgerKing)后再次上市;或者将它出售,比如Hellman&Friedman基金收购双击广告公司DoubleClick,重组后卖给Google。运作私募基金要求能够准确估价一个问题重重的公司、具有高超的谈判技巧和资金运作本领,但是最关键的是要能摆平劳工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蓝领的工人和工会(因为私募基金一旦收购一个公司,第一件事就是卖掉不良资产和大规模裁员)。从这个角度上讲,私募基金是在和魔鬼打交道,但他们是更厉害的魔鬼。我很喜欢德国一位诗人讲过的一句话:亘古而常青的昨天永远是过去,也永远会再来。这句话描述硅谷再合适不过了。当仙童和英特尔的神话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时,在硅谷开创半导体公司的热浪仍然随着惯性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英特尔那样的神话并没有重现,以后也很难有新的半导体公司能做到英特尔的规模。虽然有些投资者为自己错过英特尔的机会而惋惜,但是,人们很快在硅谷找到了新的金矿——软件业。摩托罗拉做手机二十年,至今没有一款手机能称得上“Cool“-酷的。Zander在这方面也没有苹果公司乔布斯的天赋。苹果公司虽然是最晚进入手机市场的,却做出了今天最好的手机。在开拓市场方面,Zander能想出的提高市场占有率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打价格战。一时间,这个饮鸩止渴的办法确实提高了摩托罗拉的市场占有率。但是,由于摩托罗拉手机的利润本身就比诺基亚薄,降价空间有限,两年后,当摩托罗拉再无利润可降时,内部的低效率、管理混乱的问题还没来得及解决,摩托罗拉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开始慢慢地下滑。当了四年CEO的Zander就不得不离职了。2020欧洲杯冠军投注在Google上市以后,华尔街一度担心Google是否会重复网景公司的先例,最终被微软靠捆绑手段击败。Google的共同创始人拉里.佩奇在一次会上谈到了这个问题,他的观点颇有新意而又切实可行。

自古英雄出少年,这是风险投资家们普遍承认的事实。红杉风投的投资家们和我谈过他们选择投资对象的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创业者一定要有饥渴感(Hungry)。很难想象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能比一个急于脱离贫困现状的缀学生更有把公司办好的可能。因为前者办公司不过是为了锦上添花而后者则是要置于死地而后生。这就是乔布斯勉励年轻人要保持饥渴感(KeepHungry)的原因。关于风险投资家如何选择投资对象我以后还会详述。因此资深创业者和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各有优势,但是机会均等。硅谷各个层次的成功者几乎无一例外是靠自己的双手从零干起,获得成功的。1967年,摩托罗拉生产出美国第一台全晶体管彩色电视机—以前的彩电或多或少还有些电子管。这件事对摩托罗拉影响很大,以前摩托罗拉虽然在技术上领先于世界,但是产品除了汽车里的收音机都不是民用的。彩色显像管的发明,标志着摩托罗拉有能力进入了民用市场并且将业务的重点转向民用。但遗憾的是,摩托罗拉在家电市场初期的尝试不很成功,到1974年,它不得不将彩电业务卖给了日本的松下公司。今天,很少有人知道摩托罗拉对彩电工业的贡献。英特尔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在于,它证明了处理器公司可以独立于计算机整机公司而存在。在英特尔以前,所有计算机公司都必须自己设计处理器,这使得计算机成本很高,而且无法普及。英特尔不断地为全世界的各种用户提供廉价的、越来越好的处理器,直接地使个人微机得以普及。它大投入、大批量的做法成为当今半导体工业的典范。它无疑是过去二十年信息革命大潮中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但是今后除非它能找到新的成长点,否则它会随着PC时代的过去而进入自己平和的中老年期。这个超级“大哥大”重四公斤,在开阔地带通信范围一公里半,在树林中只有三百米。即使如此,那时美军的通信装备也高出其它国家一大截。从这一系列军用设备可以看出,摩托罗拉在无线电通信方面的实力很强,它的调频技术和天线技术都是领先于世界的。同时,作为美国军方和政府部门的供应商,摩托罗拉产品的稳定性和鲁棒性(Robustness)都很好。这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摩托罗拉产品的基因。至今,很多摩托罗拉的产品仍然如此。我经常看到这类报道,在一个荒郊野外出了车祸,大家都拿出手机呼救,最后只有摩托罗拉的手机能打出去。但是,很多事情是双刃剑,过分注重技术和品质使得摩托罗拉在商业上的灵活性远不如诺基亚和三星等竞争对手。

1982年,IBM和美国司法部在反垄断官司中达成和解。和解的一个条件是,IBM得允许竞争对手的发展。如果不是PC机的出现,这个条件对IBM没有什么实质作用,因为过去一个公司要向开发计算机,必须是硬件、软件和服务一起做,这个门槛是很高的。但是,有了PC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因为IBMPC的主要部件,如处理器芯片、磁盘驱动器、显示器和键盘等等,或者本身是第三家公司提供的、或者很容易制造,而它的操作系统DOS又是微软的。因此,IBMPC很容易仿制。IBMPC唯一一个操作系统的内核BIOS是自己的,但是很容易地就被破解了。在短短地几年间,IBMPC的兼容机入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如果不是反垄断的限制,IBM可以阻止这些公司使用自己的技术进入市场,或者直接收购其中的佼佼者。但是,有了反垄断的限制后,它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方面,自己不愿意下功夫做PC,另一方面无法阻止别人做PC,IBM只好看着康柏(Compaq),戴尔(Dell)等公司作大了。1999年6月菲奥莉娜一上任,就将仪器部门剥离上市,从此,世界上多出了一个安捷伦公司。那正是美国股市最疯狂的年代,安捷伦的股价从最初的每股19-22美元,提升到26-28美元,并最终在上市前的一瞬间定在30美元,融资近二十亿美元。11月17号,安捷伦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当天就疯长了40%,市值达200亿美元(超过今天的130亿美元),其中八成以上的股票掌握在惠普手里。当时荒唐的是,惠普的股票当天也狂涨了13%。这种现象在投资大师巴菲特看来是很荒唐的,安捷伦疯涨,说明惠普卖赔了,惠普应该跌才是。但是,在1999年那个股市疯狂的年代,这种不理性的事情总是发生。到目前为止,菲奥莉娜的工作一切正常。斯坦福的校园被认为是美国三个最美的校园之一,另外两个是康奈尔和普林斯顿。斯坦福人从不掩饰对自己学校的自豪感,甚至从教授到学生经常拿其它名校开玩笑。下面是斯坦福电机工程系教授出的真实的考试题。某个公司希望设计一种符合A、B、C和D等条件的数字滤波器,他们找到了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不会,你能帮助他们设计这样的滤波器吗?我想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看了这个考题一定不会舒服。斯坦福人骄傲自有他们骄傲的本钱,除了出了这么多的实业家,孵化了很多跨国公司,斯坦福大学的学术水平更是闻名于世。它有十六位在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一半是经济学奖)和几十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毕业生。除此之外,它还有七位数学领域最高的终身成就奖沃尔夫奖得主(注: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当属菲尔兹奖,但是它只授予三十五岁以下的学者,而沃尔夫奖一般授予成就卓著的数学家泰斗们。),四位新闻最高奖普利策奖得主,有一百三十多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八十多名美国工程院院士。它的毕业生在全世界各行各业中执牛耳。现在,大多数人认为,这是AT&T走向衰落的开始。但我认为,AT&T并没有因此而伤筋动骨。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十年里,AT&T的业务得到长足的发展。虽然丢掉了市话服务,但是,它作为一个通信设备供应商,依然是市话通信设备几乎唯一的供货商。而且,虽然有MCI和Sprint两个长途电话竞争者,AT&T仍然控制着美国大部分市场,利润十分可观,足以维持贝尔实验室高额的研发费用,使得AT&T在通信和半导体技术上仍然领先于世界。到一九九四年,它的营业额达到近七百亿美元,大致等同于今天它和SBC合并后的总营业额。

在太阳公司,至少有两个人从中吸取了教训,就是后来成为GoogleCEO的施密特和太阳现在的CEO强纳森-施瓦茨(JonathonSchwartz)。施密特当时是太阳公司主管软件的副总裁,他从太阳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了反摩尔定理,我们已经介绍过。施密特认识到依靠硬件的利润是不断下降的,而IT服务业的利润则是恒定的(并随着通货膨胀而略有增加)。如果说施密特是理论家,施瓦茨则是实践家,后者着手太阳公司从硬件制造商到IT服务的转型。遗憾的是,当时马可尼里领导的太阳公司没有看到、也很难看到这一点。虽然目前华为的市场占有率按营业额计算只有思科的四分之一,但是前途不可限量。这不仅因为华为以比思科更快的速度发展,更重要的是华为将思科拖入了“中国制造”效应的阴影中,这是后者极不愿意的。我们在以后会专门讨论“中国制造”的效应。它基本的影响是,当一个原本只能在美欧生产的产品,经过一段时间则可以过渡到日本和韩国,进而落脚于中国。美欧公司能赚钱的时间只有从美国到中国这段时间差,以前这段时间可以长达数十年,现在只有几年。一旦一项产品可以由中国制造,那么它的利润空间就会薄到让美欧公司退出市场。现在,思科和华为的竞争就是在这种阴影笼罩下。因为华为已经可以生产和思科匹敌但是价格便宜许多的低端网络设备,因此,思科相应产品的利润已经被华为封顶。思科内部存在一个和IBM类似的问题,一些部门虽然毛利率相比整个行业并不低,但是扣除研发、市场和管理等费用,就成为亏损部门。在华尔街的压力下,它不得不放弃这些低利润的产品。当然,思科在高端产品和新产品上的优势是华为短期内无法相比的,但是,如果一个公司只剩下高端产品,那么它就在也不能成为全行业的垄断者。2020欧洲杯冠军投注乔布斯的运气很好,一上台就赶上了网络泡沫时代,那时什么公司的业绩都上涨,苹果也跟着上涨。由于苹果已经将自己定位在很窄的高端市场,就避免了与微软、戴尔和惠普的竞争。加上微软当时正被反垄断官司搞得焦头烂额,也无暇顾及苹果这个小弟弟了。苹果在乔布斯接手的两年里恢复得不错,董事会也在一年后将乔布斯扶正,任命他为正式的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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