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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着训练脑筋,君主还应该阅读历史,并且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看看他们在战争中是怎样做的,检查他们胜利与战败的原因,以便避免后者而步武前者。最重要的是他应当象过去那些伟大人物那样做。他们要选择某一个受到赞美和尊崇的前人作为榜样,并且经常把他们的举措和行动铭记心头,据说[5],亚历山大大帝就是效法阿基里斯,恺撒[6]效法亚历山大,西奇比奥[7]效法居鲁士。谁读色诺芬[8]所写的居鲁士王的生平,谁就会从西奇比奥的生平看到他效仿居鲁士给自己带来多大光荣,同时在纯洁、和蔼、仁慈、宽宏大量方面,西奇比奥同色诺芬所描述的关于居鲁士的特性多么吻合。[7]西奇比奥(Scipione,PubliusCornelius,公元前237?—183),绰号大阿非利加(l'AfricanoMaggiore),罗马将领,因征西班牙有功,当选为执政,并战胜迦太基人,大败汉尼拔于扎马之役。[1]教皇朱利奥二世力图使意大利在他的领导下统一,曾进攻费拉拉,但由于费拉拉同法国联盟获得支援,因此失败。教皇于是同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以及威尼斯等)结成反法国的“神圣联盟”(1511年10月5日)。其后教廷和西班牙的军队同法军作战,在拉文纳(Ravenna)惨败。只是由于法军主将加斯通·德·富瓦死亡,并且瑞士出兵二万人支援“神圣联盟”,法军被迫退却,意大利才幸免于难。httpju111.net再说,一个君主如果占有上面所说的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本国不同的地区,他就应当使自己成为那些较弱小的邻近国家的首领和保护者,并且设法削弱它们当中较强大的势力,同时要注意不让任何一个同自己一般强大的外国人[6]利用任何意外事件插足那里。而且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些心怀不满的本地人,由于分外野心或者由于恐惧,把外国人引进来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罗马人就是由埃托利亚人给引入希腊的[7];而且罗马人过去侵入的任何地方都是由那个地方的人给引入的。事情的经过常常是这样的:当一个强大的外国人一旦侵入一个地区的时候,在这个地区里所有那些较弱小的势力,由于对那个凌驾在他们头上的强大势力的嫉妒作祟,就会立即依附这个入侵的外国人。因此把这些弱小的势力笼络过来并不需要什么气力;因为他们全体会立即甘心情愿同他所已经征服的国家联结成为一体。他只要注意不要让他们取得太大的力量和太大的权威;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是能够很容易迫使那些较强大的势力屈服的,从而能够继续成为这个地区的完全的主宰。但是如果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他就会很快地把已经赢得的一切丧失掉,而且当他拥有这个地区的时候,他会感到无限的困难与烦恼。

httpju111.net[5]西奇比奥(P.CorneliusScipione,公元前234—183)罗马军队统帅,曾在西班牙战胜汉尼拔。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权时发生的困难,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为着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安全,不得不采取新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这是因为革新者使所有在旧制度之下顺利的人们都成为敌人了,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顺利的人们却成为半心半意的拥护者。这种半心半意之所以产生,一部分是这些人由于对他们的对手怀有恐惧心理,因为他们的对手拥有有利于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人类的不轻易信任的心理——对于新的事物在没有取得牢靠的经验以前,他们是不会确实相信的。因此,当那些敌人一旦有机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结党成帮地干起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进行防御。为此,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危险重重的。法国国王路易是由于威尼斯人的野心而被引入意大利的,因为威尼斯人想通过他的干涉获得半个伦巴第。我不想责难法国国王所采取的这个决策,因为他想在意大利获得一个立足点,而他在那个地方又没有朋友,不但如此,还由于过去国王查理的行动[14]使路易十二世尝尽闭门羹,于是他不得不接受自己能够得到的那些友谊。而且假如他在处理其他事情的时候没有犯错误的话,他这个意图是会很快地实现的。这位国王(路易十二世)由于占领伦巴第,立即重新获得了查理所早已丧失的威名:热那亚投降了;佛罗伦萨人成了他的朋友;曼托瓦侯爵[15]、费拉拉公爵、本蒂沃利奥[16]、富尔利夫人[17]、法恩扎[18]、佩萨罗[19]、里米尼、卡梅里诺[20]、皮奥姆比诺[21]等地的统治者,还有卢卡人、皮萨人、锡耶纳人,全都逢迎他,要成为他的朋友。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威尼斯人才能够察觉自己所采取的办法是多么卤莽!他们为了获得伦巴第的两个城镇,却使法国国王变成意大利三分之二的土地的统治者。

[5]提修斯(Teseo,即Thesus)是古希腊著名的英雄,传说中的雅典国王和雅典国家的奠基者。他把原来分散的部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设立一个中央机关管理共同事务,产生了雅典民族的法律,从而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单行本,第107页、第108页。)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就够了,这个例子在我们的父亲这一辈人当中还记得它是怎样发生的。先前波洛尼亚的君主梅塞尔·安尼巴莱·本蒂沃利[2],即当今的梅塞尔·安尼巴莱的祖父,是被坎尼斯基家族搞阴谋杀害的,当时除尚在幼龄的梅塞尔·焦万尼[3]外,安尼巴莱·本蒂沃利家族没有一个人幸存。可是在他被杀死之后,人民立即起来把坎尼斯基家族全部杀死了。这是由于当时本蒂沃利家族在波洛尼亚获得人民的好感是非常有力的。虽然在安尼巴莱死后能够统治这个国家的人一个也没有残存下来,可是当波洛尼亚的人们听说,在佛罗伦萨有一个过去一直被人当作铁匠的儿子、其实是本蒂沃利家族的后裔,他们就到佛罗伦萨迎接他,并且把这个城市的政府交给他。这个城市就由这个人统治,直到梅塞尔·焦万尼长大能够亲政为止。这样一来,全世界对他的出身卑贱抱有轻蔑之感,并且由于害怕他的残暴而产生憎恶之情,于是非洲首先造反了,其后是罗马的元老院和全罗马的人民以及整个意大利都合谋反对他了。甚至连他自己的军队也加入谋反了。因为他的军队包围阿奎莱亚(Aquile-ia),要夺取它而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对于他的残酷感到恼恨,同时因为发现他的仇敌是如此之多,也就不太害怕他,于是把他杀死了。httpju111.net这样一来,他在保有这个王国的一年中,不但在费尔莫这个城市之内安全不过,而且使所有的邻国都害怕他。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提过的,当切萨雷·博尔贾在西尼加利亚征服了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人们的时候,如果奥利韦罗托没有上博尔贾的当,他的灭亡就会象阿加托克雷的灭亡一样困难了。因此,在奥利韦罗托杀亲以后一年,他本人以及他在善恶方面拜作老师的维泰洛佐一道被绞死了。有些人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阿加托克雷和某些象他一类的人们,为人无限奸诈、残暴,后来却能够长时期地在他们本国安全地生活下去,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外敌的侵害,而且他本国的公民也从没有阴谋反对他们;而与此相反,其他许多人,依靠残暴的方法,甚至在和平时期也不能够保有他们的国家。至于在胜败未卜的战争时期内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这是由于妥善地使用或者恶劣地使用残暴手段使然。如果可以把坏事称为好事的话,妥善使用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自己安全的必要,可以偶而使用残暴手段,除非它能为臣民谋利益,其后决不再使用。恶劣地使用的意思就是说,尽管开始使用残暴手段是寥寥可数的,可是其后与时俱增,而不是日渐减少。采取上述第一种办法的人们,如同阿加托克雷那样,由于神与人的帮助,对于他们的地位会获得某种补益,而采取另一种办法的人们却不可能自保。

可是,当君主和军队在一起并且指挥庞大的队伍的时候,他完全有必要置残酷之名于度外;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残酷之名,他就决不能够使自己的军队保持团结和踊跃执行任何任务。下面这件事情可以列为汉尼拔[4]的惊人的行动之一。他率领一支由无数民族混合组成的大军,在外国的土地上作战,无论在恶运或者在好运的时候,也无论在军队当中或者对待君主,都不曾发生任何龃龉。这并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由于他的残酷无情,同时他具有无限的能力,这就使他在士兵的心目中感到既可敬又可畏。但是假使他不是残酷无情的话,光靠他的其他能力是不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的。然而对此事缺乏深思熟虑的史学家们,一方面赞赏汉尼拔取得这样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却非难他取得这种成果的主要原因。因此,一位君主应该常常征求意见,但是应该在他自己愿意的时候,而不是在他人愿意的时候;另一方面,对于他不征询意见的任何事情,他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但是,他必须是一位经常不断的征询意见者,而且关于他征询意见的一切事情,他必须是一位耐心倾听真话的聆听者。如果他了解到任何人不论出于任何原因,不把真话告诉他,他应该赫然震怒。因为许多人认为任何赢得英明之誉的君主,其所以致此,不是由于他的本质,而是由于他身边有一些好的顾问,毫无疑问,那是误解了。因为这里有一条从来颠扑不破的一般法则: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的话,他就不可能很好地获得忠告;除非碰运气,他把自己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完全由后者支配,而此人恰好是一个极为英明的人。在这种场合,君主可能过得很好,然而日子长不了,因为那个支配者在短促的时间内会把他的国家篡夺过来。但是,当所谘询的人不只一个人的时候,君主如果不明智就绝不能够获得统一的忠言,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把它们统一起来;那些顾问每个人都想着他自己的利益,而君主却不能矫正或者洞察他们。情况不可能是两样的,因为除非某种需要驱使人们必须对你忠诚外,他们总是变成邪恶的。但是,从平民的地位崛起,成为君主的方法还有其他两个——这两个方法都不能够完全归诸幸运或者能力之属,因此我觉得对于这两者不应该略而不谈,虽然其中一个方法,当我论述共和国的时候还可以更详尽地加以讨论[1]。这两个方法就是:一个人依靠某种邪恶而卑鄙的方法登上统治地位;或者一个平民依靠他的同胞们的帮助,一跃而为祖国的君主。在讨论第一个方法的时候,我将举两个例子作为说明:一个是古代的,另一个是现代的。我认为,对于那些必须效法他们的人来说,这两个例子就足够了,而无需更进一步探讨这种方法的功罪。因此,君主如果拥有强固的城市,又没有积怨结恨于人民,他就不会受到攻击。假如任何人进行攻击的话,定将狼狈不堪地被驱逐出去。因为这个世界的事情是如此的千变万化的,要使军队无所事事地围城扎营整整一年,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有人也许要说,如果人民在城市外边有财产,现在眼看着它被焚烧了,他们将忍耐不住,而且长期的包围和利己心将使他们忘记了君主。对此,我回答说:一个强有力的果敢的君主,此时一方面要使臣民感到有希望,相信祸患不会长久下去,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对于敌人的残酷感到恐惧,同时把自己认为过于莽撞的人们巧妙地控制起来;这样一来,君主总是能够克服上述一切困难的。更进一步说,当敌人到来的时候,如果士气依然旺盛如故,并且决心进行抵抗,敌人定会立即焚烧破坏城市周围的地方。因此,君主更不应该犹豫不决,因为不久之后,当士气已经消沉,损失已经产生,灾害已经临头,就再没有什么挽救之道了。所以现在人民会更加下定决心同君主团结起来,因为在他进行抵抗的时候他们的房屋被烧掉了,他们的财产被毁灭了,他显然不能不对人民负有责任。原来,施恩正如受恩一样都使人们产生义务感,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如果认真考虑了全部情况,只要不缺乏粮食和防卫手段,一位英明的君主在敌人包围的时候自始至终使他的公民意志坚定,这是没有困难的。

[8]朱利奥·韦罗·马西米诺(GiulioVeroMassimino,173—238),罗马皇帝(235—238),被自己的军队杀害。可是,米兰毕竟一而再地两度从法国人手里夺取过来。关于头一次丧失的一般原因已经讨论过了,现在还要谈谈第二次丧失的原因,并且看一下法国国王当时有什么办法,以及任何一个人如果身临其境要比法国国王更牢固地保有他征服的领土能够有什么办法。但是,关于臣民的问题,当没有外患的时候,君主不得不害怕的只是他们秘密地搞阴谋。关于这一点,如果君主避免引起臣民的憎恨和轻视,使人民对他感到满意,他就能够坐稳江山了。正如我上面已经详细申述的,这是君主必需做到的一件事情。一位君主要能够对抗一切阴谋,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受到广大人民憎恨,因为搞阴谋的人总是指望把君主置诸死地来取悦于人民;但是,如果阴谋者认为那样做只能激怒人民的话,他就不会有勇气实现这样一类的意图了。因为,阴谋者将要遭遇到无限的困难。经验证明:自古以来,阴谋为数很多,而曾经成功者甚少,因为搞阴谋的人都不能够单枪匹马地干。而且,除了那些他认为是心怀不满的人们之外,不能够找到别的人合伙同谋。但是,一旦你向一个不满之徒吐露你的意图,你就给他一个使他可以获得满足的方法,因为他显然可以期待从这里取得各种好处[1],当他看到:站在这一方面利益是确定的,而站在另一方面则是不确定的并且充满着危险,如果他笃守信义,他就是你的罕有的朋友,否则就是君主的非常顽固不化的敌人。[8]朱利奥·韦罗·马西米诺(GiulioVeroMassimino,173—238),罗马皇帝(235—238),被自己的军队杀害。

因此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因此,瓦伦蒂诺公爵在夺取罗马尼阿,打败科伦内家族之后,想要保有获得的地方并且继续前进,就遇到两重障碍:其一是,他自己的军队看来并不忠诚;其次是,法国的意愿,这就是说,他恐怕自己迄今利用的奥尔西尼家族的军队背弃他,这支军队不但可能阻碍他更有所获,甚至可能摆取他已经赢得的一切,他恐怕法国国王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丘之貉。当他夺得了法恩扎之后进攻波洛尼亚的时候,他发现奥尔西尼家族对这次进攻的态度冷冰冰的,他对奥尔西尼就有了一个答案。当他拿下乌尔比诺公国之后进攻托斯卡纳的时候,法国国王阻止他的这项事业,于是瓦伦蒂诺公爵就看透国王的肺腑了。公爵决定再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幸运了。httpju111.net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必须选择第三种方法,在他的国家里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对于一切事情都必须询问他们,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作出决定。对于这些忠告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为人要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谁愈敢言,谁就愈受欢迎。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不再聆听别人的话;他推行已经决定的事情,并且对于自己的决定坚决不改变。任何人如果不如此行事,不是被那些谄媚者所毁,就是由于主张多变导致变革频繁,其结果是,他不受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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