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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另一种情况:如果一个平民的市民,不是依靠罪恶之道或者其他难堪的凶暴行为,而是由于获得本土其他市民的赞助而成为本国的君主,这种国家可以称之为市民的君主国。要取得这种地位,一个人既不完全依靠能力,也不完全依靠幸运,需要的倒是一种幸运的机灵(unaastuziafortuAnata)。我认为,取得这种君权,不是由于获得人民的赞助就是由于获得贵族的赞助,因为在每一个城市里都可以找到两个互相对立的党派;这是由于人民不愿意被贵族统治与压迫,而贵族则要求统治与压迫人民。由于这两种相反的愿望,于是在城市里就产生下述三种结果之一,不是君主权(principato),就是自主权(libertà),否则就是无政府状态(licenzia)。君主政体,不是由人民建立,就是由贵族建立,这要看在这两方当中哪一方获有机会。当贵族看见自己不能够抗拒人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声望,并且使他当上君主,以便他们在他的庇荫下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当人民察觉自己不能够抵抗贵族的时候,也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声望,并且扶他做君主,以便能够依靠他的权力保卫他们。一个人依靠贵族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比依靠人民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更难于继续保持其地位。因为君主发觉自己周围有许多人自以为同他是平等的,因此他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指挥他们或者管理他们。[1]洛多维科(LodovicoSforza,1476—1500),米兰公爵;1499年2月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在位:1498—1515)同威尼斯人结盟,9月11日法军攻占米兰,洛多维科逃亡德国。威尼斯人亦分占米兰公国的三分之一。次年2月在反法国军队的米兰了,因为原先给法国国王打开城门的人民,后来察觉到他们的见解和他们曾经期待将来获得的利益都是上当受骗的,他们不能够忍受新君主的折磨了。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而后者,特别是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445云顶国际网站备用网站[8]朱利奥·韦罗·马西米诺(GiulioVeroMassimino,173—238),罗马皇帝(235—238),被自己的军队杀害。

445云顶国际网站备用网站可是,米兰毕竟一而再地两度从法国人手里夺取过来。关于头一次丧失的一般原因已经讨论过了,现在还要谈谈第二次丧失的原因,并且看一下法国国王当时有什么办法,以及任何一个人如果身临其境要比法国国王更牢固地保有他征服的领土能够有什么办法。[13]皮蒂利亚诺伯爵(ContediPitigliano),名尼科洛·奥尔西尼(NicolòOrsini,1442—1510),雇佣军将领,为威尼斯作战,1509在维拉(Vaila)之役惨败,后死去。[3]朱利奥二世(IulioⅡ1413—1513)原名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IuAlianodellaRovelle),1503年起任教皇至1513年,决心收复全部教皇辖地,除费拉拉公爵抵御了他的攻击外,一些处于教皇宗主权之下的小国的繁荣时代由此告终。

但是,关于臣民的问题,当没有外患的时候,君主不得不害怕的只是他们秘密地搞阴谋。关于这一点,如果君主避免引起臣民的憎恨和轻视,使人民对他感到满意,他就能够坐稳江山了。正如我上面已经详细申述的,这是君主必需做到的一件事情。一位君主要能够对抗一切阴谋,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受到广大人民憎恨,因为搞阴谋的人总是指望把君主置诸死地来取悦于人民;但是,如果阴谋者认为那样做只能激怒人民的话,他就不会有勇气实现这样一类的意图了。因为,阴谋者将要遭遇到无限的困难。经验证明:自古以来,阴谋为数很多,而曾经成功者甚少,因为搞阴谋的人都不能够单枪匹马地干。而且,除了那些他认为是心怀不满的人们之外,不能够找到别的人合伙同谋。但是,一旦你向一个不满之徒吐露你的意图,你就给他一个使他可以获得满足的方法,因为他显然可以期待从这里取得各种好处[1],当他看到:站在这一方面利益是确定的,而站在另一方面则是不确定的并且充满着危险,如果他笃守信义,他就是你的罕有的朋友,否则就是君主的非常顽固不化的敌人。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就够了,这个例子在我们的父亲这一辈人当中还记得它是怎样发生的。先前波洛尼亚的君主梅塞尔·安尼巴莱·本蒂沃利[2],即当今的梅塞尔·安尼巴莱的祖父,是被坎尼斯基家族搞阴谋杀害的,当时除尚在幼龄的梅塞尔·焦万尼[3]外,安尼巴莱·本蒂沃利家族没有一个人幸存。可是在他被杀死之后,人民立即起来把坎尼斯基家族全部杀死了。这是由于当时本蒂沃利家族在波洛尼亚获得人民的好感是非常有力的。虽然在安尼巴莱死后能够统治这个国家的人一个也没有残存下来,可是当波洛尼亚的人们听说,在佛罗伦萨有一个过去一直被人当作铁匠的儿子、其实是本蒂沃利家族的后裔,他们就到佛罗伦萨迎接他,并且把这个城市的政府交给他。这个城市就由这个人统治,直到梅塞尔·焦万尼长大能够亲政为止。[12]鲁贝托·达·桑·塞韦里诺(RubertodaSanSeverino,1419—1487),为威尼斯作战而死。445云顶国际网站备用网站毫无疑问,当君主克服种种困难和对他的反抗时,他就变成伟大人物。特别是当幸运之神要使一位新君主成为伟大人物的时候,他比一位世袭君主更加需要获得盛名,幸运之神就给他树立敌人,并且使他们从事反对他的战争,以便使他可以有理由战胜他们,并且凭借他的敌人给他的梯子步步高升。因此许多人认为,一个英明的君主一有机会,就应该诡谲地树立某些仇敌,以便把它制服,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伟大。

至于威尼斯人,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他们所取得的进展,我们就看到,当他们派遣自己人作战的时候,他们做得既稳当又光荣(这是在他们转向大陆方面攻打之前的事情),他们利用他们的贵族和武装的平民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是,当他们开始在大陆作战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种美德,而仿效意大利作战的习惯。威尼斯人在扩张大陆领土的初期,一来由于领土还不很多,二来由于名声赫赫,他们没有必要害怕他们的将领。但是其后,当他们在卡尔米纽奥拉[10]的指挥下,把他们的领土大肆扩张的时候,他们就吃了这个错误的苦头。因为他们在卡尔米纽奥拉的指挥下打败了米兰的公爵,于是察觉到卡尔米纽奥拉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了解到他在战争中变得很冷淡,他们认定在他的指挥下不再能够获胜了。为着免得失去他们已经夺得的一切,他们又不愿意也不能够把他解雇。他们为着确保自己的安全,不得不把他杀了。后来他们先后招请巴尔托洛梅奥·达·贝尔加莫[11]、鲁贝托·达·桑·塞韦里诺[12]、皮蒂利亚诺伯爵[13]以及如此之类的人担任他们的将领。使用这些将领,他们不得不害怕打败仗,从而一无所得。例如后来在维拉战役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在一日之间把八百年来历尽困苦所取得的一切都丧失了。因为靠这种雇佣军要有所获也只能慢慢来,既迁延时日又渺乎其小,但是损失则是突然出现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由于上面的例子,我想到多年来直到现在被雇佣军统治着的意大利,所以我想要深入地谈谈雇佣军的问题,以便了解雇佣军的起源及其发展,就能够更好地加以改正。凡是知道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1]是锡耶纳君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大臣的人,无不认定潘多尔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因为他把此人作为自己的大臣。因为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一类是最优秀的,第二类也是优秀的,第三类则是无用的。因此,这样说必然是合适的:如果潘多尔福不属于第一类,他就属于第二类,因为任何人尽管自己缺乏创见,但是如果对于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他就能够识别他的大臣的作为的善恶;他激励后者,矫正前者;大臣就不敢指望蒙骗他,而保持良善。[1]关于共和国的问题,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中有所论述,但该书不是专论共和国的,因此马基雅维里是否另有关于此一问题的专著,迄今存疑。教皇朱里奥二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迅猛;他觉察时代和事态同他的作法是那么协调,所以他总是获得成功。请看看在焦万尼·本蒂沃利奥还活着的时候,教皇对波伦尼亚进行的第一次出征。当时威尼斯人是不赞成这件事的,西班牙国王也不赞同,朱里奥就同法国商议这项计划。然而,由于他的刚强和迅猛的禀性,他亲自发动远征。这一行动弄得西班牙和威尼斯人举棋不定,呆若木鸡,后者是由于恐惧,而前者则是由于想要重新取得整个那波利王国的愿望。而另一方面,教皇把法国国王拉过来跟着自己。法国国王眼看朱里奥已经行动起来,并且盼望教皇成为自己的朋友,以便使威尼斯人俯首贴耳,也就自己认定:除非公开得罪教皇,否则不可能不给他提供军队。于是朱里奥以迅猛的行动完成了一项事业,这是任何其他一个教皇以人间最高的深谋远虑都不能成功地做出的。假使他象其他任何一个教皇那样行事,要等待各项条件都确定下来,一切事情都安排好,才能够离开罗马,他就绝不会成功了,因为法国国王会有一千条推托之词,而其他的人[1]对他会产生无限忧虑。关于他的其他行事就从略了,它们全部是属于这一类的,而且全都是很成功的。他的生命短促使他没有相反的经历;因为如果时光流转到了他必须谨慎行事的时候,他就会毁灭了;因为他永不会抛弃他的天性使他偏爱的那些方法。

[8]朱利奥·韦罗·马西米诺(GiulioVeroMassimino,173—238),罗马皇帝(235—238),被自己的军队杀害。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伟大的事业和作出卓越的范例,能够使君主赢得人们更大的尊敬。在我们的时代里,阿拉冈国王费尔迪南多[2],即当今的西班牙国王,就是一个例子。他由于自己的盛名与光荣,从一个弱小的君主,一跃而为基督教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国王,因此他几乎可以称作一位新君主。如果注意观察他的行动,将会看到它们全部都是最伟大的,而且其中有些是卓越非凡的。在他开始统治的时候,他进攻格拉纳达;这项事业就奠定了他的国家的基础。一开始,他从容不迫地行事,并且毫不害怕遭到任何阻碍。他使卡斯蒂利亚的贵族们的精神灌注在这件事业上面,只考虑那场战争而不考虑革新的事情。与此同时,他赢得盛名和驾驭贵族的统治权,而他们还没有察觉。他依靠教会和人民的金钱得以维持他的军队,并且在长期的战争中,给他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而这支武装力量一直给他带来了荣誉。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实现更伟大的计划,他常常利用宗教作为借口,他乞灵于宗教上的残酷,把马拉尼人[3]从他的王国驱逐出去并且把他们掠夺一空。在世界上再找不到比这个事例更悲惨和罕见的了。他披着同样的宗教外衣进攻非洲,然后征伐意大利,最终进攻法国[4]。这样,他经常地完成了一件大事又安排着另一件大事,通过这些大事使他的臣民的心神始终忐忑不安同时惊叹不已,注意着这些事情的结果。而他的这些行动都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的,在这一行动和另一行动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使人们不能够从容不迫地进行反对他的活动。因为君主除非使自己负担损失,否则就不能够运用这种慷慨的德性扬名于世,所以,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话,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因为当人们看见由于节约的缘故,他的收入丰盈,能够防御对他发动战争的任何人,能够建功立业而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因此随着时刻的流转,人们将会认为这位君主愈来愈慷慨了。这样一来,他对于一切人说来就是慷慨的,因为他没有增加他们的负担,他们人数又很多;反之,他对于没有施与的人说来是吝啬的,但这些人毕竟为数甚少。[15]曼托瓦侯爵(MarchesediMantova)即詹弗朗切斯科·贡扎加(GianfrancescoGonzaga,1484—1519)。

安蒂奥科应埃托利亚的召唤,为了驱逐罗马人进入希腊,他派遣使节们到罗马人的朋友——阿凯亚人那里,鼓励他们保持中立。而另一方面,罗马人却劝说阿凯亚人为他们拿起武器。这件事情就提到阿凯亚的会议上进行审议,安蒂奥科的使者在那里劝说他们保持中立;对此罗马的使者回答说:“这些人所说的要你们不介入战争,这同你们的利益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没有友谊,没有尊重,你们将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6]还有,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就会察觉某些事情看来好象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445云顶国际网站备用网站[24]路易十二世于1502年7月回到意大利,一部分原因是制止瓦伦蒂诺公爵继续向托斯卡纳扩张,同时也为了准备征服那波利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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